一个语文特级教师的“悲壮”试验

一个语文特级教师的“悲壮”试验

 

本报记者 陈璇《中国青年报》(2015040109版)

 

  近一两年来,每周五晚上,语文特级教师曹勇军总会有一种“朝圣”的感觉。

  一到这个特殊时间,学生们放假回家,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的校园变得空荡起来,安静得几乎只能听见梧桐树在风中“沙沙”作响。

  到了晚上6点半,曹勇军习惯性地打开一间教室的日光灯。这亮起的灯光,在他看来,“有些像接头暗号”。不一会儿,十几个高中生“从学校的各个角落里冒了出来”。

  夜幕中,从这间教室里透出去的灯光,差不多是教学楼里唯一的光源。

  灯光会持续两个小时,这是曹勇军和十几个高中生的夜读时间。从2013年冬天起,这位南京知名的语文老师办了一个“经典夜读小组”,带学生读一些经典著作。

  这在其他高中语文老师眼里,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山东一位语文老师听说后感叹,“毫无疑问,曹老师做了一件很多语文老师想做却未必能做到的意义深远的事”。

  如此赞誉却让曹勇军高兴不起来。他回忆,当时办经典夜读小组,是因为看到不少学生到了高中,“除了考试和练习册,早已不知阅读为何物”。于是,快要退休的曹勇军试图给学生上自己心目中的阅读课。

  其中隐藏着这位老教师对语文教育改革还没褪去的壮志。曹勇军说,每次打开阅读教室的那盏灯时,都愿意相信自己开启的,“不仅仅是一盏日光灯”。

  语文阅读教育正在被“异化”,是“测试性阅读”,甚至是“不折不扣的伪阅读”

  20131123日,曹勇军第一次带着学生夜读,他记得,“那天晚上的灯光格外明亮”。

  这也是这位感性的语文老师心情的写照。当晚,灯光下终于凑齐了十来个学生。此前,他的阅读课计划差点就破产了。

  头一次办这个活动时,他等了半个小时,才来了3个学生,其中俩没看完他指定的书目。当时,曹勇军有些没底气,而学生们也不理解“曹老师为什么要搞阅读小组”。

  毕竟,高中生要阅读的课文和考试素材并不少。但在曹勇军看来,在应试的环境下,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

  他走访过不少中学,发现一个现象——“相当一部分学生大量时间花在操练跟阅读无关的现代文阅读题上”。有些“薄弱学校”甚至早早给学生准备了“38套模拟题”之类的考试读物。

  这位江苏省特级语文老师直言了一个“惨烈”的现实:语文阅读教育正在被“异化”。他犀利地称这种瞄准应试而进行的阅读,是“测试性阅读”,甚至是“不折不扣的伪阅读”。

  这并非曹勇军一个人在“危言耸听”。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杨启亮曾戏谑地感叹:“想不到在中国有一种东西叫现代文阅读,想不到中国有这么多孩子在做它,想不到他们居然还能做对。”

  有时,学生的现代文阅读“悟性”,令曹勇军哭笑不得。有学生得意地说,“曹老师你看这道题是4分,那就至少有4个或两个得分点”。在反复的应试化练习后,学生们可以近乎条件反射般地揣摩出命题者的意图。

  可命题者偶尔会被自己弄糊涂。曹勇军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人将一套现代文阅读题拿给出题人做,但出题人说,“这是我去年出的题目,答案我没有带。”

  作家周国平的遭遇则更令人啼笑皆非。在上海图书馆建馆60周年馆庆的专题讲座上,周国平讲到,有一次朋友的孩子拿出他写的文章《面对苦难》,要他按中学语文考卷的要求进行“阅读分析”。结果,周国平只得了69分。他笑言,“朋友的孩子不禁嘲笑我说,‘看来你比我还要差,我还得了71分呢’”。

  周国平的“低分”给曹勇军带来了思考。曹勇军坦言,“作者并不知道作者想在文章中表达什么意思”这句听上去充满悖论色彩的话,暴露了当下语文阅读教育难言的尴尬。

  教龄超过30年的曹勇军不否认现代文阅读题的“特殊功能”——“大量、快捷、低成本测试阅读能力的一种手段”。不过,他担忧这种“测试性阅读”成为一些高中生“最重要甚至唯一的阅读文本”。

  曹勇军第一次和学生在灯下夜读,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沈从文的《湘西散记》。他给学生列了一个有分量的、“传递价值”的书单。其中有寻找自然和诗情的《孩子的诗》和《大地上的事情》,有反思极权主义的《1984》和反科学乌托邦的《美妙的新世界》,还有一些文史哲著作《美的历程》、《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哲学简史》。

  按照现代文阅读考试要求而进行的对“文章细部刻意的、人为夸张的理解”,被这位语文老师完全摒弃。对像讲解考试题那样告诉学生“这个是‘关键词理解’、这个叫‘把握作者的情感’、这个叫‘手法鉴赏’”的做法,他显得很不屑。

  “任何人不会这样去读文章,除非他是神经病。”他说。

  “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

  自从有了那晚“格外明亮”的灯光后,阅读教室的灯几乎每周五都会亮起。

  经典夜读小组的女生霍晨这样回忆夜读时的心情——“在大多数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时,我们在这里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阅读盛宴’”。

  一份《夜读记》记录了学生口中“阅读盛宴”的一些片段。在读梭罗《瓦尔登湖》中《阅读》这一章时,曹勇军让学生找出关于阅读的最受启发的句子,并谈谈感受。

  这是当时讨论的部分对话——

  朱冠怡:“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能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感觉这个句子很有哲理,又有美感。

  曹勇军: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不要迷惑于华美的言辞,关键要看后面的思想。

  杨思羽:我最喜欢的是“我愿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富的思想”,来到瓦尔登湖。思想的丰富,是无穷的,能引发人生的彻底改变。

  曹勇军:本章第3节“读得好书,就是说,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这花费一个人的力气,超过举世公认的种种训练。”——我们的夜读活动正是对这个句子最好的注解。

  十几个学生围坐在椭圆形木桌前,不是在听老师向他们灌输方法和道理,而是按照要求先将指定书目读完,在周五夜读时参与讨论。之后,他们还要完成读书报告。

  在描述这种难以传递的“私密”阅读体验时,霍晨用散文化的语言写道,“每次结束夜读之后,我都久久无法平息自己激动的心情,走向学校大门的步伐更坚定,风在耳边沙沙作响,脑海中还不断在回忆刚刚激烈的讨论和老曹说过的话”。

  带着十几个学生一年读完17本经典著作,让曹勇军获得不小的成就感。不过,在那间教室之外,高中阅读教育的现状仍然令他担忧。

  跟美国教育界一位同行的交流,加深了他的这种忧虑。曹勇军曾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师学院教授傅丹灵,“美国中学如何上阅读课”。傅丹灵介绍,美国的九年级学生(高中一年级学生)每周的阅读内容,除了精选的作业(平均每周3~4篇故事和散文)外,还有13个短故事和7个说明性文本。学生在家里阅读,在课堂上讨论,课后还要完成一篇文章。

  从直观的阅读数据和方法上,曹勇军看到了中美母语基础阅读教育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位苏教版语文教材编写者忧心忡忡地说,“很多学生不仅不读课外书,连课文都不好好读了。”

  在曹勇军看来,这并不能怪学生,更荒谬的现状是,“不少老师自己都不读书”。他曾问一些年轻教师是否读过某些书,那些80后老师表情尴尬,只能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这些年轻老师可以被称为‘做卷子长大的一代’。”曹勇军形容道,“他们能做的就是捧着教材,把答案搬给学生。难怪很多学生很鄙视语文课。”

  在宏观的教育设计中,“让学生读整本书是被倡导的”,有的课程标准中还会列出书目。不过,在教育一线实践30多年的曹勇军深感,“纸上的东西落实起来很困难,并且这些要求没有配套措施”。

  高考命题者试图用考试指挥棒来引导师生们重视经典阅读。曹勇军介绍,江苏将《红楼梦》、《三国演义》、《哈姆雷特》等10本名著列入高考必考书目。在江苏文科高考语文试卷的40分附加题中,这些名著会以两道解答题的形式,占据影响考生命运的10分。

  但听上去有些讽刺的事情发生了。“有些老师如何上《红楼梦》呢?他们将这本名著的一章一回碎尸万段,变成一个个考试点,让学生读。”

  这位年近60岁的老教师很无奈,“好好的《红楼梦》变成了‘红楼梦复习资料大全’”。但他也能理解,在应试的浓郁氛围下,“不少老师变得短视和急功近利”。

  “要毁掉哪一本书,就把它放进高考必考书目里。”他开玩笑说。

  在无法逃遁的应试空间外,曹勇军想给经典夜读小组的高中生开辟一片阅读的“桃花源”。

  他带学生去半山园寻找王安石遗迹,探讨“王安石和他的时代”;在南京著名的先锋书店讨论奥威尔和反乌托邦的可能,还坐在台城的石砖上,朗读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

  “温情的教育改良者”并不能完全跳开应试的话语体系

  回到校园,每周五晚上那束灯光,有时在曹勇军心里,“显得有些孤独”。

  他翻出一本厚厚的黑皮笔记本,里面是学生们轮流写的一页页阅读记录。翻到中间,夹着几张请假条。大多数请假的原因是“补课”或“家里有事”。

  这些夜读的高中生,平日里要忙着上课和补习,有很多的考试要应付。为了挪出读书时间,他们有的攥住课间和午休时间,有的抓紧晚上睡前的20分钟。

  经典夜读小组成立后,有新成员加入,也有不少人“艰难”地退出。一个学生在给曹勇军的《退出经典夜读小组申请书》里写着,“这些天我经历复杂的思想斗争。斗争围绕‘我是否学有余力’展开。虽不愿意承认,但我确实不是学习轻松的学生,如果我继续维持这种状态,很可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退出的学生大部分是因为课业负担太重。曹勇军解释,“有人考试成绩有了波动,心理压力会很大,家长会担忧,甚至有的科任老师也会有意见”。

  在召集经典夜读小组成员时,曹勇军也设立了门槛,其中包括“学习成绩排名”。他承认,这种特殊的阅读课是对优秀学生的“私人订制”,面对的是“考”有余力的学生。他将自己的阅读课视作对应试化阅读教育的“一种突围”。

  一位同事称曹勇军就像《堂·吉诃德》中大战风车的人,不计报酬地进行着阅读教学实验。不过,这位同事也认为,像曹勇军这样的优秀特级教师也要面对现实的眼光,“如果学生成绩不好,学生和家长也不会买账”。

  有人问曹勇军,经典夜读究竟对学生考试成绩有没有影响?尽管初衷不是为了应试,但这位自称“温情的教育改良者”的教师,并不能完全跳开应试的话语体系。

  他可以给出满足功利主义者期待的答案。他介绍,在一次模拟考试中,南京市语文考试作文得分65分以上的考生中,有4人是经典夜读小组的成员。

  另一个例子听上去也很符合现实主义者“有用”的价值观。经典夜读小组的一位学生,在申请一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时,高校老师听说他跟着老师一年读了17本经典著作后,对这个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几天前,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对着坐满一间小报告厅的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曹勇军分享着他的语文教育故事,其中包括经典夜读小组。在场的一位高中语文女教师私下说,“他做的事情,一般普通老师做起来是很难的。毕竟他有特级教师的能力和威望”。

  而曹勇军周五晚上从阅读教室的窗户向外望去,有时一片寂静,有时夜雨敲窗。抬头看看头顶上的亮灯,他有时会感觉到“孤独”,甚至是“悲壮”。

  不过他说,这里的“悲壮”不是一个贬义词。

一个特级教师的忏悔

一个特级教师的忏悔

 

 

    这篇文章很长,但写得很真诚,也让人觉得震撼,一位正值壮年的特级教师会在公布考试成绩的前夕,噩梦连连、战栗不停;回首自己的教师生涯,会常常有“深深的负罪感”,为此他辞去了德育主任的职务。

感谢王木春老师如此坦诚的剖析了自己,让我们看到一个教师的真实心路。

 

    34岁,我才安静地在苏霍姆林斯基的书面前坐下来

                           ——王木春

 

最初的“逃离”

 

二十多年前,我带着一脑子的浪漫想法和几箱子书籍,告别大学校园,回到中学母校,开始了教书生涯。

我像被突然丢在闹市中的小孩, 四顾茫然,单凭一股书生意气,跌跌撞撞前行。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校园和我所要的生活。一年半后我成家,当时工资极低,入不敷出,我陷入了深深的伤痛与迷茫:将来孩子怎么抚养?没有房子怎么办?

    我决定改变自己的未来。

    一个做水电工的亲戚让我业余去当他的“徒弟”,我答应了。我每周有一天没课,加上周日,这样每周可以有两天时间外出打工。和我一道做学徒的,是个不足20岁的小伙子,一问,他如果没在小学五年级辍学,刚好该念高二,很可能成为我的学生。但他当时却是我的半个师父。

     那段日子,我学会了大口大口地抽劣质香烟,学会了闭着眼睛一手握铁钎一手砸铁锤,学会了叼着烟卷讲荤话……星期一早上,我换下满是尘泥的做工服,披上干净衣服,摇身一变,又成了“人民教师”。

    我做工的这家房主,在镇里当副科长。房子占地200多平方米,房间里各种配备很高档。   一位中年水电师傅问我当教师月薪多少,我回答后,他指指一只正要安装的马桶,对我说:“小王老师,这马桶是你4个月的工资。”此时,房主进来了,一边甩好烟,一边吆吆喝喝,仿佛我们是他家里的一群仆人。

    我爬上三楼,脚踩人字梯,手握铁锤,一锤一锤狠砸下去。蓦地,我从窗口瞥见远处的学校操场,虽杂草丛生,却安静如斯,诗意流淌。一会儿,钟声与广播操音乐相继响起,学生三三两两地走向操场。我认出自己班的学生了,他们正跟随旋律动作起来……我的双眼模糊了。

    第二天,我早早到校,注视着学生一个个走进教室,内心脱胎换骨般清爽。我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等着自己,但我再也不会离开了。

 

我不做“不幸”的教师

 

    十年后,也就是2004年,是我教育生涯中较为特殊的一年。因为连续两届带高三毕业班,学生成绩好,我侥幸获得了一项很高的荣誉。教师节前,我去某市参加颁奖仪式,其规格之高,场面之隆重,令我大开眼界。

    颁奖之前,照例有几名模范教师代表作事迹报告。模范教师在台上慷慨激昂,我与不少同行在台下泪流满面。

    一位在贫穷乡村坚守了几十年的老教师说,因为怕耽误上课,他甚至贻误了送自己发高烧的儿子求医,导致孩子终身残疾;一位女教师说,因为工作太忙(上面不断来检查工作),腾不出时间陪丈夫去体检,丈夫最后患癌症去世……

    几乎每位模范教师的背后,都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报告会后,我随众人在笑容可掬的礼仪小姐的引导下,踏着红地毯,走上高高的领奖台,掌声响起来,眼前到处是鲜花、横幅。望着台下的千余名同行,我一点“光荣感”都没有——我愧疚于自己和他们比起来,什么“不幸”也没有。接着,我从心底胡乱冒出许多疑问:教师活得如此艰辛和沉重,在学生面前,在人们心中,能赢得职业的尊严吗?

    “敬业”,固然是教师应有的职业态度,但“敬业”等同于“牺牲”自我乃至“牺牲”家人吗?教育事业是殉道者的事业吗?在教书的同时,和学生一同获得身心的喜悦、生活的幸福,不是更令人欣慰吗?

    我回想起1999年的一天,我们去看望一位刚做完大手术的退休教师。我第一次听说,这位德高望重的退休教师住院两年以来,医疗费一直无法报销,理由是地方财政没钱。学校替他垫付了一部分,其余的还没有着落。这位老教师的遭遇让大家唏嘘不已。

    回家路上,一位我十分尊敬的老政治教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我们当教师的,要了解起码的经济学常识,懂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及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我们一方面要负责任地工作,一方面还要善于保护自己,做到‘可持续发展’。要不然,干不了十几二十年便趴下了,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极不负责的。”

    接着,老教师对有的学校领导不遗余力地表扬教师带病上课的行为表示不解与批评,认为这“不合人道”。他问我:“人们总爱把教师比作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为什么我们教师要活得如此糟糕?为什么教师不能做太阳,既照亮别人又照亮自己,给予别人的同时也不过度地内耗,并使自己活得长久?”

    老教师讲这番话是在十几年前,其思想在当时堪称异类,和我所接受的传统观念相左,况且彼时我年少轻狂,浑身是劲,更不以为意,觉得他“计较”、“自私”。

    可是到了2004年的这天,听完几位模范教师的悲情故事,我回味起老教师的话,一边反思自己十二年来的生存方式,一边想象着如此全力以赴的结果将会是什么。

    我还回忆起,这些年来,为了会考和高考,如何挨过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有一次公布会考成绩的前夕,我彻夜噩梦连连,浑身无端地战栗不停,妻子从身后抱紧我,陪着我叹息、流泪;我想到自己刚满35周岁,身体却快速地衰落,将来该怎么办?

    我仿佛瞬间“通”了:不能做“不幸”的教师,我首先得做正常的、健康的、快乐的人!

走下领奖台, 回到家中,我把奖状、奖章收进抽屉里,用奖金给家人买了新鞋、新衣服,余下的,用在了旅游上。

 

在一本书面前坐下

 

    2002年,新课程改革启动的第二年,教育局组织全县十几位“爱读书”的教师成立读书班,开展教育名著阅读活动,读的第一本书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

     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本教育专著,在此之前,我似乎听说过“苏霍姆林斯基”,但这个长长的名字念起来还是有些拗口。也许是因为读书班的班主任C君和我交往多年,加上我是县城一中的教师,我被选进了读书班,还被任命为班长。

    书一领到手,我就丢在了一边。对所谓的读书班,我颇为不屑,觉得不过是搞“形象工程”,走过场而已。开班仪式后,班主任布置大家回家先读书中的某几篇,两周后在读书会上交流。

    两周后,大家再次聚到了一起,C君点名班长第一个发言。我慌了手脚,准备已来不及,只好借口这段时间高三毕业班杂事缠身,没工夫阅读。说完尴尬地坐着听其他老师逐一发言。

    记得某小学教师发言后,C君表扬他那句“一些词渐渐清晰”说得好,我肃然起敬,没想到一句平淡的话经过C君三言两语的点拨与阐释,竟变得熠熠发光。我也佩服这位小学教师阅读的深入、体会的细腻。老师们的发言给我一种感觉:这是一群真正的读书人,这是一本有趣的书。

    说到读书,实在惭愧。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十年,十年来,也不间断地买书、读书,但准确地说,我是买而不读。

    家里沙发右侧的一个座位陷下了几厘米,是我“坚持不懈”坐着看电视的最好见证。有好多年,我不曾完整读完一本书,最用心看的是教参、各类名师教案。

    况且在我的意识里,所谓教育名著,无非是贩卖那些大道理,老调重弹,干巴乏味,无益于高考和评职称。因此,拿到《给教师的建议》后随手丢开,于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就在这次读书班交流会上,班主任C君又布置了作业,这回无处可逃了,我好歹要给他面子。回到家,硬着头皮打开厚厚的《给教师的建议》——

    在早秋的一个温暖而有阳光的中午,我和孩子们来到河岸边。我们分散在一片草地上。

    在我们的眼前,是一片点缀着秋季花朵的草原,鱼儿在清可见底的河水里游来游去,蝴蝶在空中翩然飞舞,燕子在蔚蓝的天空飞翔。

    我们来到一个高高的悬崖跟前,那上面经过多年的变迁已经露出土壤的剖面。孩子们很感兴趣地察看着各种颜色的——黄色的、红色的、橙黄色的、白色的泥土层和砂层。

    阳光、草地、花朵、河水、蝴蝶、燕子、泥土,这也可以构成教育的一部分吗?我很吃惊。我第一次在教育书籍中遇见如此诗意的句子,它使我想起契诃夫笔下的大草原。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教育名著,竟与想象中的迥然不同。它是教育书籍,但毋宁说是散文,是诗,字里行间有着别样的情怀。它纠正了我之前对教育书籍的偏见,并最终颠覆了我对教育的认识。我惊异地发现:原来,在平淡的课堂、冰凉的分数背后,还有另一片天地。

    一直以来,在我的词典里,“教育”二字简单得很,无非是把学生管好、教好,具体到学科教学,就是把课本内容讲清楚,题目搞通,让学生考试得高分。

    那时每教完一届学生,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就是高考公布成绩的那一夜和次日。深夜,不断有学生打进电话,告知分数,有时我还忍不住打电话给学生(一般是有希望上线的学生),询问成绩,接着再探听外地的考试情况,估计自己学生的成绩排名。

    学生名次好,领导高兴,我高兴,大家皆大欢喜;反之,我就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路上遇到熟人也不敢抬头,好像我的额上印着学校的名字。

    有一年,我的一个学生总分居全市第二名,着实让我风光了一阵,新学年,年纪轻轻的我马上被提了“官”——当了高一段长,可谓名利双收。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人生的最高境界。“成绩就是硬道理。”此外,对教育,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大道理。

    走进《给教师的建议》,这些“硬道理”离我渐远。我在书中触摸到了教育柔软的一面,宽阔的一面,与分数毫不相关的一面。

    我一口气读完了《给教师的建议》。然后,用一本旧杂志的封面,把书包起来。

    当我能够安静地在苏霍姆林斯基的书面前坐下来时,我已经34岁了。

    有一次到省城福州参加培训,在书店里读到一行文字:“当你的灵魂被唤醒时,你的阅读才真正开始。”不禁浑身颤抖。我感到,多年来,自己的灵魂其实未曾苏醒,读过的书亦如船行过水面,未曾在心里留下印迹。

    而今回首,这与其说是我对阅读、对教育的发现,毋宁说是对自我的发现。

 

年年都有“匿名信”

 

    2007年的一天,我所在年段的一个学生写来一封“匿名信”。

    敬爱的王段长:

        您好!

    我是高三年级慢班的学生,我代表我们广大慢班的同学对年段今天召开百日誓师大会的一些事情表示愤满(懑)。

    你知道吗,当我们那几个班级的同学搬着椅子走进会堂,见到其他班级的同学不用带椅子,是怎样一种心情?

    我不晓得我们的班主任是怎样的心情,但是慢班的我们却觉得心里特别压抑!一种强烈的被歧视感拍击着我们的心坎,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那种被歧视的感觉如此强烈。

    老实说,搬椅子到那儿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可就是那么一把椅子显示着人与人的区别。您在会后对我们说感谢,这是一句让人觉得温暖的句子(话),然而我的心久久也温暖不起来!为什么偏偏就是我们那(这)4个所谓的慢班!仅仅是凑巧吗?为什么不按顺序,让年段后面那4个班级自带椅子呢?让人费解啊!

    平时召开年段重要会议,那些人们所说的快班、中等班都可以到阶梯教室去听老师讲话,而我们那(这)4个慢班没有这样的机会!

    您总说我们慢班的同学不能泄气,可是今天这件事就足已(以)给我们沉重的打击。也许您认为这没什么,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鼓舞的方式,使我们为了改变地位而拼命学习。是   不是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快慢班的差距?我的心里真的很难受,复杂的心情久久不能消去。

    今天这个出席百日誓师大会的形式,真的觉得年段是在给我们4个慢班以一种无形无语的歧视!

    段长,真正鼓励我们前进的不应该是这种形式吧?也许我的语言有点偏激,但这真的是我们慢班广大同学的心声啊!

    看完信,一双双责备的眼睛、一张张愤怒的脸闪动在眼前。

    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第一年参加高考,因为总分低,被学校剥夺了报考大学的资格(学校为了确保高考升学率),我不敢告诉家人,偷偷买了一瓶丹凤高粱酒,灌下半瓶,然后狼一样嚎哭起来……往事与现实交错,让我的心在滴血,同时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

    虽然,大会前我曾主张让快班的学生自带椅子(理由之一:快班的学生占有的优势资源已够多的了),后来该建议被大家否定了。然而,这不能说服自己走出自责的泥淖。

    那一天,我魂不守舍,晕晕乎乎。这不是因为我是段长,而是因为我是教师,却无形中充当了一次“刽子手”,用人为的等级观念去伤害学生。可是,除了难过、愧疚,除了在心底说一句道歉,在200名受伤害的学生面前,我还能说什么、做什么呢?

     一个人花费一二十年的大好时光来学校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不外是学习知识、学习做人,为将来走进社会作各种储备,同时还要感受自由、平等与幸福,让心灵因教育的沐浴而健康、丰富。

    倘若学生在学校,心灵饱受戕害,变得碎裂,学校在本质上已背弃了教育的宗旨,走向了教育的对立面。即使学生“学富五车”,不难想象他们长大后的精神世界会是什么样,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人、回应社会。

    我把这件事写成文章,发表在省内一家刊物上,也许一些领导、老师看到了。可是,第二年,差不多同样的闹剧又在新一届学生身上重演。这次的理由是上面有大领导要光临会场,怕慢班的学生表现不好,会“出事”,所以只挑选年段快班的学生参加文艺汇演。于是,又有新一届的学生写长长的信给我……

    我终于明白,社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左右着学校,学校也是名利场。我跌入失望之中。那些夜里,我独自游荡在没有星光的路上,滋生了一个念头:离开学校。

    事有凑巧,2008年,我的大学母校百年校庆,几位在这所大学读书的学生知道我无法参加庆典,特地聚在一起,拍下100多张照片寄给我。这些照片,记录了校庆期间母校的热闹,也刻录下了校园一草一石的沧桑。而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在每张照片背后的题词——

    “我们走在青石的阶梯上,寻找您远去的记忆……”

    “曾经窗外的小树,如今已长成葱葱大树。岁月匆匆流逝,曾经的回忆却永驻心间。王老师,在您激情燃烧的往昔里,可曾见过它?”

    “熟悉的小路,熟悉的长安山,一定留下了您许许多多的足迹吧?今天的我们踏着您曾经走过的路,不禁感慨:当年的王老师会在某一个角落留下什么故事呢?”

    “绿茵场上,曾经的你是否和我们一样在此谈笑风生?曾经的你是否和我们一样在此掩卷遐思?……”

    “这份沧桑的历史,穿过时空的隧道,依然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是的,有些故事是不可能重演的,有些人是不可能被遗忘的。就像您……”

    “秋日午后/幽静的校园小径……/有人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幸福的路。’/可是和您一起度过的那段路上/我们可不可以赖着不走?”

     ……

    熟悉的字迹以及一个个有点遥远的名字渐渐平息了我的心。我突然渴望为他们做点什么,以感谢他们给我带来的职业快乐与尊严。我该馈赠他们点什么呢?

 

在写作中慢慢“改善”

 

    大致也是在新课程改革启动那些年,朋友J负责本地一家教育内刊的编辑工作,约我写篇轻松些的千字短文,内容要围绕“高中学生研究性学习”这个主题。

    这么熟悉的的话题,我却憋了半个月才勉强凑足字数。文章刊印出来,题目改了,正文也经过大手术。修改后的文字简洁、灵动,不像原先干巴巴的样子了。这让我既惊喜又羞愧。

    “想不到当年中文系的才子,现在变得这般僵化。可见应试教育的可怕!”饭桌上,率直的J当着我和几位朋友的面,大为感慨。

    是的,大学时代,我的散文曾获过大奖,也在一些小报上发表过若干篇豆腐块。可工作多年后,我简直变成了教书机器:终日趴在练习题上,对教学参考书顶礼膜拜,上课则照本宣科。自然,为了评职称,也奋力撰写过几篇学科论文,但我清楚自己肚里的货色究竟有多少。

    除此以外,作为语文教师,我做过什么?还能做什么?一年到头读不了两本书,写不了几行日记。此时,听着J略带批评的感叹,我任由苦笑和悲哀从脸上麻麻地漾开。

    后来,J一再“威逼利诱”,我勉强拼凑了两篇文章,题目倒有新意,内容也略有进步,可依然没几句自己的话。好在这期间,我开始阅读苏霍姆林斯基等人的著作。

    2006年,我建立了自己的博客。写博客完全是“被迫”的,是屈从于教育局领导的“要求”。但想不到的是,我的教育人生从此改写了。

    我的第一篇博文是《面对新闻,必要的警惕》。文章寄给《杂文选刊》,很快登载了出来。这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我还有足够的力气独立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

    每月,在博客里挂出几篇文章,抒写对人生与教育的感受。一段时间后,重温这些文字,我感到过去的生活不再是破碎的、漂浮的、毫无意义的,虽然其间纠缠着苦乐与成败,迷茫与挣扎。

    而每天经历过的大小事件,无论美的、丑的,真实的、虚假的,都自动转化为思考和写作的源泉。所有这一切,在昔日,完全是我所熟视无睹、感受不到的。

    两三年的写作后,我发现自己面对教育的立场、注视学生的目光、对待生活的态度,都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准确地说,是获得了“改善”。

    每一个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大概都有自己的自救方式。对于我,除了阅读,就是思考和写作。

    读书与思考,使人清醒;清醒,往往加剧痛苦。而痛苦则不断强化着我心底的念头:拿起笔,反省十几年走过的教育之路,并记录行进中的生活。我不想迷糊地挨到60岁,然后无声无息地退休,更不想白白浪费和辜负经历过的种种痛苦。

    阅读、思考和写作还改变了我的语文教学观。当“人”的核心地位在意识深处竖起来之后,我的课堂也随之“变脸”。

    我不再像往年一样,把教学的目标锁定在单一的高考上。每学期的第一节课,我总是从读课外书开始。这些古今中外的优美文字、思想和情感,才是一个人到学校来该获得的重要元素。我抛开教参、教案,用心灵直接面对文本,解读文本,从我认为最有意义的角度切入,和学生共同质疑、探讨、发现。

    “我最喜欢文中这几句:‘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

    几个星期前,讲授弗洛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时,我让学生挑出自己体会最深的句子,艺娟这样回答。我问她理由。“因为,我将来也要当母亲,当一个好母亲。”

    我的课就是这样,常借题发挥,和学生“拉呱”。我还喜欢“无中生有”地和学生聊天,比如告诉他们刚才进校园时我看到木棉花开得正好。遗憾的是,不少学生每天途经树下,竟然对此熟视无睹。我也会对他们谈起周末自己读到一个美妙的句子,因而一整天沉浸在欢喜中。

    这样的教学,回馈给我的东西更多,而不仅仅是不错的高考分数。

    “我在北京搬了5次家,因为书多,每次搬家都很辛苦。一直觉得走到现在能比较独立、比较勇敢、比较中庸,都是因为有看书的习惯。我觉得这和当初受您的影响和指引有关,因为潜意识的力量真的很巨大!”某个寒夜,我突然收到一位多年前的学生的来信。

    “当一切尘埃落定,痛与不痛、幸与不幸早已弥散在风中,拥有的是一颗逐渐坚强的善良的心。”热爱写作的K在去年高考中发挥失常,却给我发来这样的短信。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让我看到了教育的力量,感受到了为师的乐趣和价值。

 

清晨,从玉兰树下走过

 

    2011年的一个夏日清晨,我起床很早,出门散步。雨,迷迷蒙蒙下着。空荡荡的小街似乎为我而存在。我宛如漫步在通往另一个美好世界的途中。

    突然闻到一股久违的幽香。哦,玉兰花!已经好久不见它了。我收起伞,在玉兰树下停住脚步。我突然想哭泣,悲伤又幸福地哭泣。

    那段时间,为了应对上级的各种检查、校庆宣传,以及加重一倍的教学工作量,我的身心迷失在无边的重轭下。已经有几个月,我不再黎明早起,从容地从玉兰树下走过,感受它清新的气息。

    一个周末,在远方朋友Y的棒喝下,我幡然醒悟:我再也不能贪图虚名,把宝贵的光阴出卖给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材料造假,每日活在紧张的阴影中,从而忘却了自己该做的事——至少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于是,两天后,我正式向领导提出口头辞呈,辞去学校德育处主任职务,也不愿再担任其他任何行政职务。妻子问:“你辞去主任,从此就没有痛苦了吗?”我回答:“人生一世,谁能摆脱痛苦?但也要看承受何种痛苦。如果有一种痛苦伴随着无休止的自我谴责,这种痛苦即使能带来许多‘好处’,为什么我还不拒绝?”

    此时,伫立在玉兰树下,回想这些年的自我纠缠,再想象若干个月后,卸去行政职务,可以从此拥有相对单纯、安静的时光,读书、写作、喝茶、发呆,可以无牵无挂地散步,喜悦填满心窝。

    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我正式向领导递交了书面辞职书。

    临放假的最后一天,我到学校履行最后一项作为“主任”的公事——向九年级学生收取上级临时布置的某种投票。段长和另一位老师说:“王主任,今年莫名其妙的投票格外多,老师和学生都很烦啊。”我真诚地说:“对不起!”

    而此时,我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在说:“对不起,全校的学生们,以及你们的学姐学兄们,这一年来,不,在我担任主任这些年来,由于我不敢违抗命令,一次次指使你们作假,我向你们道歉、忏悔……”

    我爬上四楼的德育处办公室,简单“统计”好投票结果(其实,这结果上面早就“定”好了),把它们压在某干事的办公桌上。临走时,我又回头望了下办公室,熟悉的桌椅,熟悉的盆景,熟悉的窗外风景。四位勤恳的干事好像还坐在椅子上,朝我微笑,但我不复留恋。

    走到行政楼一楼大厅,猛然觉得鞋底有异物硌脚。我脱下运动鞋,磕了磕,两三粒粗沙子跳到地板上。多么富有象征意味啊!我笑了笑,穿上鞋,轻松离去。

 

结 语

 

    不久前,年轻教师H问了我一个很宏大又很现实的问题:他越来越不喜欢学校,对教育十分悲观,该怎么办?

    H老师的问题让我瞬间想起刚走上讲台时的自己。我沉思了一会儿,说:“H,你有本事辞职不干吗?”他说暂时没有。我又问:“你有本事改变环境吗?”他又摇摇头。于是我说:“小兄弟,那就死心吧,安心教书吧。”

    其实,我的悲观何尝比H老师少一点点?教书二十多年来,我四周的环境仿佛都没有改变,除了多出一些浮华的口号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在教育路上,我“时时遭遇生活之恶的侵袭”。

    一个月前,某领导振振有词地训话:“有的老师暑假不愿来学校给学生补课……我们当教师的,要讲良心、讲职业道德……”诸如此类混乱的逻辑和认识,到处泛滥,挑战着我的神经。它们还将长时间地泛滥下去。

    就在前几天,有位亲戚要我帮他女儿找个“快班”,我说按她的名次,估计能进快班,不用操心。亲戚说:“你千万不要大意啊,这次是我女儿千交代万叮嘱的,她去年就吃过大亏,年段有不少成绩比她低的同学都进了快班,她却去了慢班……”

     我听了,良久无语,心里只有愧疚。回想我当段长那些年,一次次这样“照顾”过学生,也把不少学生推向了不公、失望的深渊。

     ——幸好,如今我已告别了这种角色。

    2013年的最后一天,我有感而发,在微博上写下几句话:“新一年即临。朋友问有什么期盼。我说几乎没有,唯有一事:希望在100年内,学校冬季早上上课能推迟至7点半,让几千个孩子能多吃一口热饭,让更多的父母能多睡30分钟。”

    朋友说我太夸张,也太悲观了,“这点芝麻小事也需要100年?”是的,这方面我是悲观的。鲁迅说过,在中国,改造一个火炉、搬动一张桌子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然而,我还未绝望。

    那天,我还跟H老师说:“我知道你对教育的绝望很深,我何尝不是?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每一代人不力所能及地做些有希望的事—哪怕一点点,30年后、50年后,我们的孙子,甚至孙子的孙子,会依然活在阴暗中。或许,那才是最令人绝望的事,也是我们的最大遗憾。”

     回望走过的二十多年教师生涯,苦乐参半,而悔愧更多。我日甚一日地感到,在这个时代,即便当一名真正合格的教师,对于我,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作者简介

    王木春,1968年生于福建东山岛,1992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福建省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首批福建省中小学教学名师。热爱教育随笔写作,先后在《福建教育》、《教育导报》、《教育观察》等报刊开设专栏。

    近年致力于民国教育文献的研究和编撰。著有《身为教师——一个特级教师的反思》,主编《叶圣陶教育演讲》等。现为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语文教师。

 

本文选自20153月《教师月刊》